中国民用航空业机务维修领域2017年十大事件

对这种做法您怎么看？周天勇：我觉得就是说，它三项也好，五项也好，都可能是对的。

第四是非法转让美国技术的问题。由此可见，机会是事物在运行之间偶然凑成的一个有利于你的空隙，这个空隙稍纵即逝，所以要把握机会确实需要捕捉，而不能坐在那里等待或者因循拖延。

我是负责从技术层面谈判的。《21世纪》：在最后的谈判阶段，斯珀林很强硬，连说几个永远、永远、永远……？龙永图：美国人是很强硬，或者有些不讲道理，11月13日在向中央汇报的时候，中央领导同志听到这些话后被激怒了，朱镕基总理发了脾气，江主席还比较客气，他说送客吧。哦，你就这个事？朱镕基总理转身过来，详细就欧美新的要价发表了意见，龙永图从未感到这样地踏实过。龙永图：克林顿做了不签的政治决断，是当时克林顿亲自对朱总理讲的。时任朱镕基副总理的秘书李伟接到徐秉金的电话后向朱总理汇报，时间定在5月13日。

由于这个决策，解决了中国入世谈判的第一个阶段——审查中国的经济贸易体制。而我们的谈判办公室是放在一个部门，从机制上来讲，我们的经贸部是不能指挥计委、银行等部门的，我们是平起平坐的单位。而龙永图不愿意解开这个谜。

重要的是结果：至今俄罗斯仍旧未能入世。谈判时的让步实际上都是一种进步《21世纪》：我其实还特别想知道另外一些问题。应该说，1999年和美国的谈判是一个转折性的谈判。两个小时的采访，在徐徐打开中国加入WTO谈判这幅历史的画卷时，龙永图向我展示了他的思想和智慧，也让我看到了他内心深处的某些脆弱，一个受到过伤害的人的忧郁，虽然他的外表依然如同常人们见到的强势。

其他人能去指手划脚吗？也只能跟人家好说好商量。假如点起火来骂美国人的不对，中央领导同志是支持你，还是支持美国人？结论肯定是不谈算了。

因为1992年年底完成了第一阶段谈判，涉及到体制上是否是市场经济的问题。当时都写好了，但是没有向上报。是这样的吗？龙永图：不是这样。江主席提出了趋利避害的观点，他认为我们经过努力可以把弊端减到最小的程度，把有利的方面扩大到最大，甚至把坏事变好事。

特别是结束和美国的谈判，应该说是中国入世谈判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最艰难的谈判。应该说，第一个大的决策就是小平同志在三中全会做出的对外开放的大决策、改革开放的大决策下，才使得我们扭转了原来不准备加入关贸，到最后决定恢复关贸，应该这样看。大致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中国入世历经15年的谈判，实际上是三个阶段，1986-1987是一年的准备，基本上没有谈判。

朱总理在电话里问：你给我打电话了？龙永图说是。7点钟龙永图又打了第二次电话，因为情况紧急。

开放市场之后首先是对我们有好处，我每一次都是这样给中央汇报的，这也是需要政治勇气，因为好像我是站在美国人那边，不是的，我是站在世贸组织规则的条件一边。但是晚上11点多，朱镕基总理突然打电话来，询问美国代表团联系上了没有。

朱镕基总理决断中美谈判的故事中国入世结束之后，我做过一个报告，认为中国入世谈判有三个阶段：1986-1992年是第一阶段，是解决市场经济的问题，有六年的时间。龙永图：今年要求采访的记者特别多，我都没有接受。朱总理见克林顿时对克林顿讲：我们这次能不能签，取决于美方的政治判断，无非是三种可能，一个是不签。当很多人对开放的认识就是让步，好像同意西方的一些条件就是让步，我不这样看，实际上一些所谓的让步就是一种进步，你开放一些市场给人家，你就增加了竞争能力，你开放了市场之后，你就知道国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就是对开放到底怎么看的问题，我一直认为，到今天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我提出越开放就越安全，这都是针对当时的所谓让步，我们很多谈判时的让步，实际上都是一种进步。李伟告知，朱总理昨天晚上接了奥尔布赖特的电话，还没有起床。最后11月份在北京签订的协议，最后几个大的问题，是朱总理那天最后决断的。

所以我认为，中国复关谈判的最大决策应该是小平同志做的，因为有了小平同志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才使得我们应用到谈判中。1999年跟美国达成协议之后，一直到2001年9月份，全部结束谈判，又花了大概两年。

首先是巴尔舍夫斯基，是她决定把美方的要价清单放在白宫网站上，给中方特别是正在访美的朱镕基总理造成巨大的被动与国内的混乱，但是这一极端的行动确实是改变美国舆论的拐点。哦，你就这个事？朱镕基总理转身过来，详细就欧美新的要价发表了意见，龙永图从未感到这样地踏实过。

我认为决策过程应该分两类：一类过程是对大的形势的判断和思想上的重大突破，比如说中国决定恢复关贸总协定，就是复关，那是在1986年，实际上是在小平同志决定改革开放以后才可能有这个举措，另一类是在大决策之下，才有复关、入世等的小决策。根据推测，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在常委们等待上场的时候，肯定开过一个常委碰头会，朱总理向江泽民主席以及中央常委汇报了与美国人谈判的最新情况。

面对认识上的分歧，使得中央最后作出利大于弊的决断。龙永图对我说，他这个人不适合当部长，因为他是性情中人，也不懂官场政治。而关于进一步开放市场的决策，则是在江泽民主席、朱镕基总理和中央领导集体决策之下做出的，因为中国和美国进行的谈判，实际上解决了中国开放市场的问题，因为美国还是块头最大的。有人说龙永图敢于拍板，这也难怪，所谓艺高人胆大嘛，面对专业的技术文件，不真正了解水有多深，紧要关头是难以下决心的。

然后是9·11，反恐成为美国压倒一切的东西。这个决断是很重要的，而且是辩证的。

在1999年4月份，明知不可能与美国签定协议，为什么还让朱总理访美？龙永图：开始的时候，朱总理希望他这次访美能够达成入世的协议。何以见得？2000年是美国的大选年，此间所有的政治派别都会拿出所谓中国话题互相攻击。

徐秉金硬着头皮又给李伟打电话，这次李伟有些不客气了：秉金，你跟总理再熟也不能这样啊。在1992年9月份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不容置疑，龙永图是一个非常优秀的WTO专家，李侃如对我说，他曾花时间读过协议的一部分，居然看不明白，因为太复杂了。9点半左右，朱总理给龙永图回电话了，龙永图几乎是从谈判会议室跑出去接朱总理的电话。朱总理决断地说：好，我相信你的判断，你一定要和美国人谈成，不要让美国人跑了。利弊不是一个静止的东西，分析利弊一定要把主观的东西放进去，而不是简单地像开中药铺一样的把利弊列出来，利是20条，弊是19条，然后利大于弊，不是这样的。

当时党中央确实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就像小平同志所讲的机遇稍纵即逝，确实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一直到11月15号上午，朱总理参加谈判，我们才知道抓住了最后的机遇。这个决策是小平同志的功劳，是中央十四大的决定。

比如说在谈边界的时候就给大家讲，现在俄罗斯人提出黑瞎子岛，我们不同意或者是什么的，全国不就乱套了吗？肯定是要通盘考虑，因为对外谈判是有一定保密性的，也不能够完全透明。1997年5月，中国WTO谈判代表团要赴美谈判，龙永图手中的谈判授权几乎用尽，他希望向朱镕基总理做一次专门的汇报，并得到新的授权。

那天晚上，中方谈判代表团规定，谁也不许主动给美方打电话，因为在这种时候不能示弱。凌晨加上又是小班子，龙永图下意识地感到，美方要有真正的动作了。